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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一条从北到南环绕海岸线的蓝色产业带初步成型,并逐步从“浅蓝”挺进至“深蓝”,以重点城市为依托的沿海区域布局基本完成,海洋开发开放格局日渐清晰。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在海洋领域的布局。2003年,国务院制定印发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将海洋经济区域划分为海岸带、海岛、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四个区域,初步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区域布局。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一条从北到南环绕海岸线的蓝色产业带初步成型,并逐步从“浅蓝”挺进至“深蓝”,以重点城市为依托的沿海区域布局基本完成,海洋开发开放格局日渐清晰。2013年,新一轮全国海洋经济综合性规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推出。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我国海洋经济总体实力进一步提升。与“十二五”规划相比,此次《规划》多次提及“一带一路”建设,要求北部、东部和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

      “‘十三五’时期面临的形势跟‘十二五’不一样了,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外向型经济发展困难,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对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制约;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到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去一降一补’结构性调整压力较大,尤其是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通大学特聘教授徐长乐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未来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和经济增长点,其中很大的一块就是向海洋要资源和财富。通过海洋经济的发展,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变,促进沿海地区创新驱动,促进沿海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上新台阶。

      环渤海实力最强

      《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挥引领作用,北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基本形成。其中,北部海洋经济圈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及海域组成,东部海洋经济圈由江苏、上海、浙江沿岸及海域组成,南部海洋经济圈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湾、海南岛沿岸及海域组成。

      “原来的津京冀、长三角珠三角基本上都偏重于陆地,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开发区和城市化,三个海洋经济圈的提出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伟林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虽然海洋经济圈的发展跟区域有关系,但海洋毕竟跟陆地不同,边界并不像陆地那么清晰。就东部来说,浙江、上海、江苏要协同发展,但跟行政区域并非完全对应,南北部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区域来整合,要考虑行政方面的合作,但更多的是通过资源和市场的配置,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陆地上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海洋。”周伟林提醒道。

      在徐长乐看来,三大海洋经济圈就是中国三大沿海都市圈、城市群,是一种载体的两种不同的称谓。徐长乐表示,三大海洋经济圈,北部环渤海地区涉及的省份更多,面积、人口、原有产业基础及海洋经济基础相对更好,所占份额更大一些。就生产总值而言,2016年环渤海地区占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最高,长三角这两年海洋经济占全国的份额略有降低,珠三角则保持较平衡的水平,近两年微有抬升。“论现有的水平和实力,环渤海最高;论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珠三角相对最快。从整体发展形势上看,三大都市圈水平自北向南递减。从发展态势上看,自南向北递减,呈反向结果。总的来说,三大经济圈发展比较均衡。”徐长乐总结道。

      南海潜力最大

      《规划》指出,按照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地区和海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容量、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今后,三大经济圈在定位和产业发展上有所区别。

      其中,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基础雄厚,海洋科研教育优势突出,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东部海洋经济圈港口航运体系完善,海洋经济外向型程度高,是“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交汇区域;南部海洋经济圈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保护开发南海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基地。

      周伟林分析认为,从资源、产业、毗邻的城市甚至国家来看,一个地方的市场分类是很清楚的。南海周边国家较多,不仅涉及开发问题,处理的国际问题也会多一些,比如与其他国家关于领海主权、多层面安全等问题。“三大海洋经济圈中,肯定是南海潜力最大,东海其次,北部最后。但也不能简单地来评判高低,三大经济圈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海洋资源及其跟周边的陆地、城市资源整合来发展。”

      目前,中国海洋开发的支柱产业主要涉及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渔业四大块。徐长乐指出,目前三个经济圈的支柱产业有所吻合,但重点不同。其中,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及海洋渔业发展的差异不大;在海洋船舶工业方面,长三角和环渤海相对比珠三角更强一些;在海洋油气业,长三角相对较弱。

      “产业各具特色,三大海洋经济圈应根据各自海域的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水平,来确定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和主攻方向。海洋高科技产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能源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徐长乐补充道。

      上海要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还指出,要“推进深圳、上海等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投融资、服务贸易、商务旅游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多位专家均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国家层面尚属首次。“一带一路”在海洋领域全面铺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节点城市,上海和深圳海洋经济的发展有了更高的定位。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说法,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到底是以什么作为指标?”周伟林强调指出,“但不管怎么说,以前更多考虑陆地的发展,现在第一次开始将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或者说同时兼顾海洋。将上海、深圳作为中国发展的排头兵,在整个海洋经济的谋划、布局、开发、联动以及管理方面牵头,在很多方面会有所建树。”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标志海洋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要建设海洋强国,就要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举措。其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要引领、示范、服务、辐射和带动整个海洋经济的整体发展。提法比较新,是新时期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所面临的战略任务。”徐长乐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即为全球海港枢纽城市,主要目标就是要占领世界海洋经济发展和全球航运服务的制高点,体现为高端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在高科技技术的核心、尖端技术和产品上占有相当份额,在海洋信息、金融、供应链管理控制上形成自己的优势和话语权。

      在周伟林看来,要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上海当仁不让。无论从地理位置、影响力、产业辐射、航运渠道,还是金融、人才、科研、对海洋产品的利用和市场等方面,上海的优质资源整合能力均属上佳。同时,上海是一个很讲规矩的城市,在法律、人的素质、环境方面很适合全球化发展和国际合作,未来将侧重于走科技、政策、规则、产业(造船、航运、金融、贸易)的高端路线。至于为什么选择深圳担当重任?最主要的是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能力。“说到海洋经济,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做得特别好,所以创新很重要。”

      从海洋资源角度讲,上海的资源比较稀缺,岸线资源比较匮乏,近海海域面积很小,没有太多的海域空间和海洋资源。但作为国家两大战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区域,上海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有其独特优势。徐长乐分析指出,第一,上海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位于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的河口地区,外通大洋,内连腹地,通江达海,位于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正中间,南北辐射便捷;第二,涉及岸线、港域、航道、滩涂、岛屿、淡水等丰富多元的河口空间资源;第三,深广流域腹地的依托,有众多货源和产业经济联系;第四,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经济和产业上的优势突出,具有强大的城市经济实力;第五,雄厚的人文科技优势,有发达的教育、科技、城市精神、人才集聚程度高等软实力为依托,上海有三个国家级的涉海重点实验室和多个涉海大学及一系列海洋专业,是未来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依托;第六,突出的政策优势。

      “这里需要更正一个观念,人们一直以为上海是一个滨江城市,从来不把她看做一个海洋城市,这是历史上形成的错误观念。上海的双重身份非常重要,既频江又临海,占了江海的双重优势,江海联运。”徐长乐再三强调,在上海发展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必须要强调上海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高度重视,必须转变观念和意识。“向海则兴,背海则衰,依托海洋谋发展。”这是未来上海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所必须树立的全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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